回答1：
帝辛（？-前1046年？），子姓，名受 [1-2] （一作受德）， [3] 商朝末代君主，世称“纣”（一说为“受”之音转 [4-5] ）、“商纣王”等。夏商周断代工程将其在位时间推定为三十年（前1075年-前1046年）。 [6-7]
帝辛是帝乙少子，继位后，在内营建朝歌、加重赋敛、严格周祭制度、改变用人政策、推行严刑峻法，对外屡次发兵攻打东夷诸部落。其种种举措既在统治集团内部引发矛盾，也动摇了商王朝的统治基础。牧野之战，商军被周武王所率诸侯联军击败，帝辛身死，商朝灭亡
帝辛在位期间，在内政上有明显调整，这些多被作为帝辛的恶政记录下来，但后世学者也从中解读出了新的意涵并做分类讨论，包括：政治上的政策和制度调整、对朝歌的营建和可能的迁都，以及经济上的搜刮政策和糜耗浪费等。在对外政策上，帝辛继续进行对东夷的战争，其他见载史册的战争还有很多。所有这些，都未能挽救商朝，甚至适得其反，加速了商朝的衰亡。
政治
制度调整
有学者对帝辛的种种罪行、恶政作了新的解读，认为是政治变革之举。例如，将“不敬神”解读为他“反对神权”、“改革旧俗”，将其“任用罪人”、不重用贵族，理解为“打破奴隶主贵族‘世袭’制”、“从中下层提拔了一批新人”以“为其革新路线服务”。 [52]
《商代史》亦认为帝辛进行了完善制度的尝试，包括：
变更用人制度，重用“小臣”集团，提拔了一批非世官大族的人员，见于史籍的有飞廉、恶来、费中、左疆等；
加强对外服的控制，具体包括将西伯昌等三人任命为三公、羁縻于朝廷，以及举行军事演习等举措；
推行法律改革，通过法律惩罚的方式使内、外服各族人口脱离族组织而纳入自己的直接掌控之中，从而扩大自己直接控制的人口数量、削弱贵族势力，同时以严刑峻法镇压贵族反抗；
严格推行周祭制度，固定和缩小致祭神灵的范围，以此疏远旧贵族，等等。 [53]
但是，在学术下移尚未发生的时代，帝辛提拔的人员对商王朝典章不熟，加之出身较低，缺乏政治经验，唯帝辛马首是瞻，破坏了政治体系的稳定性。而排挤世官大族的做法也导致商王朝内部离心离德。 [53] 统治集团的分崩离析，对于商王朝的灭亡起了加速作用。 [54]
营建朝歌
商代黄河长江中下游地区（《中国史稿地图集》）
多种传世文献反映出，帝辛在沬邑（或“妹邑”）或朝歌（今河南淇县）拥有琼室、鹿台、玉门、酒池肉林等活动场所，其中有的是帝辛所营建或扩建的； [55] 就帝辛是否迁都于朝歌，史学界则存在争议：①一些学者认同传世的辑本《古本竹书纪年》中关于盘庚迁殷后商王朝“更不徙都”的记载， [56-58] 即不认为曾有帝辛迁都之事；不过，也有部分学者怀疑相关文字是“以张守节释《史记》语为《纪年》本文”， [59] 另外也不排除朝歌为“别都”的可能 [60] ；②一说，殷商于帝辛之父帝乙时徙都沬邑； [61] 或是认为帝乙将该地作为辅都，而至帝辛时都城地位更加明显，与安阳殷墟并立； [62] ③一说，帝辛可能迁都于朝歌。 [55] [63] [64]
有支持帝辛徙都说的学者推测，纣王对朝歌的营建早已开始，但迁都应是在其在位晚期，其目的可能是为了规避周戡黎（今长治附近）、伐邘（今沁阳）后对位于今安阳的殷都所形成的两面夹击的形势，并借此喘息之机再次对东夷用兵，但由于周消灭崇侯虎、占崇国（约在今西安沣水西），打开了沿渭水东进灭商的道路，使帝辛的计划落空。 [55]
经济
传世文献反映出，帝辛在位期间，加强了聚敛、搜刮的力度。其臣子中，费仲能够敛财，而胶鬲亦被认为与鱼盐交易有关。[71] 帝辛大兴土木，挥霍无度。此外，他还失民于时， [71] 长年劳师远征，影响农业生产；而以他为代表的统治阶级大量酗酒，又可能会造成粮食的大量消耗。 [25]
对于帝辛的经济举措的影响，《中国史纲要》及《中国通史》均认为：帝辛的搜刮与骄奢，激化了社会矛盾，使得阶级斗争日益尖锐。 [54] [72]
军事
总体情况
传世文献中有关于帝辛在黎地和渭水一带举行军事演习 [73-74] 、讨伐有苏氏 [75] [76] 、征讨东夷 [77] [78] 等军事行动的记载。甲骨文和金文所反映的，则有帝辛东征“夷方”（旧释“人方”）的史实。例如“十五祀王来征夷方” [26] 、“伐夷方无敄”（一说即属于十祀征夷方）等， [25] 而以“帝辛十祀征夷方”为著名。
[84]
征讨战果
郭沫若主编的《中国史稿》认为，帝辛承继了帝乙的战功，最终平定了夷方（据叔向语 [77] ），并获得大批俘虏（据苌弘所引《大誓》 [85] ），这些战争有其掠夺性的一面，但同时对先进的中原文化向淮河、长江流域的传播（郭氏主张帝辛所征夷方位于南方淮水流域一带）以及奠定中国统一的规模，也都起了一定作用。同时，《中国史稿》也承认这些战争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，加重了人民的负担。 [40]
当代出版的《商代史》等论著认为，总体看，帝乙、帝辛时期战争频仍，商虽大多取得了胜利，达到了预期目的，但给社会经济发展和黄河流域人民的生活带来不利影响， [25] 也透支了殷商的国力，并造成国内空虚，给武王征商留下可乘之隙， [80] 埋下了商王朝灭亡的种子。 [25]
另据卢中阳等学者的观点，商政权“王畿”的控制范围是相对有限的，且其与属邦之间尚有广大的“无主荒地”乃至众多敌对方国相隔，使商的领土呈现点状分布的特征。帝辛的统治并未改变此种局面。而以此确定的王畿范围，也可与牧野之战的爆发地点及其
罪行虚实
《尚书·牧誓》记载了周武王对帝辛的指控，包括听信妇人的话而对祖宗的祭祀不问、轻视并遗弃同祖的兄弟不用而只重用四方重罪逃亡的人、对百姓暴虐无道等。 [167] 而随着时间推移，文献中记载的纣王的罪行越来越丰富、具体。这些罪行，引起后世部分学者的质疑与反驳。
想象附会说
有观点认为，帝辛的罪行中有很多想象、附会的因素，并且是逐渐累积而成的。
先秦时，子贡已怀疑帝辛的罪行中有一部分是由于他作为失败者而被强加的。 [95] 孟子尽管批判纣王为“一夫”，但认为帝辛在位时尚有贤人辅佐和善治遗风，因此仍可以维持较长时间的统治。 [98]
宋人罗泌在《路史》中比较了史书中桀纣二君的事迹，认为其中的重合部分存在附会的因素；又梳理各类文献，认为存在增衍、夸大的情况。他最后说：“故凡言桀纣之事者，吾不敢尽信也。” [168] 朱熹注《孟子》，也称帝辛时仍有善政。 [105] （见本词条“人物评价”部分）
在近现代，古史辨派创始人顾颉刚撰有《纣恶七十事发生的次第》，文中列举纣的罪行，其中出于《尚书》六项，战国增加二十项，西汉增二十一项，东晋增十三项。流传下来的纣恶事实上是层累积叠地发展的，时代愈近，纣罪愈多，也愈不可信。[169] 傅乐成认为，根据帝辛时的甲骨文资料，“纣时的制作、田猎、征伐、祭祀，莫不整齐严肃”，或许是英明之主，而最终的败亡则可能与争战过度及本人衰老有关。 [162] 郭沫若也说：“武王克殷实侥幸，万恶朝宗集纣躯。”并呼吁道：“殷辛之名当恢复，殷辛之冤当解除。” [117]
文化差异论
有论者认为，对帝辛的某些罪行可以做不同于传统的理解，例如：所谓帝辛爱酗酒，无非殷人本好酒，而帝辛酒量或许特别大些；所谓听信妇言，亦是人们少见多怪，商朝女性本就活跃，不乏武丁时代妇好那样的巾帼英杰。 [170] 商、周的文化存在差异。后世不仅沿用周政权的说法看待帝辛，而且还沿用周文化的视角来看待商文化下帝辛的举动，这也成为对帝辛负面评价虚增的原因。 [171]
总体可信论
不过，也有学者主张传统史学叙事的基本面并没有错。例如白寿彝主编的《中国通史》在分析《诗经·大雅》中的《荡》这首诗 [172] 时评论道：“这种出于敌国诗人之口的诗歌，虽然不免有其夸大夫真之处，但结合商来历史来看，似非全系诽谤之词。”[72] 还有观点认为，帝辛虽非一无是处，但确实称得上“暴君”
回答2：
是的。帝辛是被历史抹黑的，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。
帝辛的罪状是“千年积毁”的结果，是“层累地选成”的结果，那么，人们自然而然地要问：谁在抹黑帝辛？ 哪些人参与了“千年积毁”的“选谤”队伍？仔细分析帝辛罪状的累积过程，剖判其背后的目的与利益取向，结合“层累地造”的年代，这些人便再难躲着在阴暗的角落里，其身份亦呼之欲出，清晰可见。 抹黑帝辛的第一主力自然是生死仇敌周人。周人自大王季历起便大肆扩张，据《竹书纪年》，帝武丁四年，周人伐余无之戎，克之。周王季历命为殷牧师。自此时起，季历先后攻伐始乎之戎。翳徒之戎，攻程，攻鬼方。周王季历的扩张，引起了帝武丁的警觉，帝武丁十二年，杀周王季历。继季历为王的周侯昌，亦即后世所谓的周文王，更是变本加厉，帝乙二年，周伐商，败于帝乙。但周王昌并不甘心，而是加快了征伐的步伐，征大戎，攻 ，攻崇，攻黎，引起帝辛的警觉，为黎之搜——在黎举行军事演习，亦有人认为是商、周战于黎，拘周侯昌，囚之 里。周侯昌的命运，《史记》、《竹书纪年》、《左传》均说是帝辛有条件地释放了西伯昌，而当代有人说是帝辛英明果决杀了周侯昌。两代周王的命运，使商周成为死仇。继位的周武王在厘清内政的同时，更理频频观兵孟津，为报仇雪恨。攻伐大商做准备。然帝辛积威甚重，使用武王畏惧极甚。第一次观兵孟津，诸侯皆曰可伐，武王却因害怕而托词“女未知天命，未可也”；及至牧野大战前夕，周武王仍战战兢兢，不敢应战，是吕尚强迫其出战，才不得已而贾其余勇勉力一战。《史记》、《竹书纪年》、《左传》以铁铸的事实证明着这一切。对大商的仇恨、对帝辛的畏惧，使得周人不进一切地诋毁、抹黑自己强大的、天神一般的对手，以建立战略联盟，激起将士的同仇敌忾，减轻自己的畏惧和恐慌。 抹黑帝辛的第二主力是是叛徒、内奸，按现代的话，应该叫做“商奸”——那时尚未有汉民族。“商奸”的队伍是庞大的，但总体可分为两类人。一类是神棍们。这便是帝辛罪状中的“昏弃厥肆祀”、“弗敬上天”、“弗事上帝神祗，遗厥先宗庙弗祀”、“郊社不修、宗庙不享”，“慢慢鬼神”等等罪状的由来。自帝武乙戏弄神祗，“革囊盛血”以“射天”，至帝辛，四世之中，王权与神权之争愈演愈烈。
回答3：
商纣王，的一些暴政，是真实，一些人对商纣王的暴政不满，所以，在史书中，故意编造出一些不真实的事。但商纣王还是暴君。⊙▽⊙
